2013年5月，刘德(化名)怀疑邻居盗窃自己的物品，用刀刺伤邻居，并用蚊帐捂住邻居口鼻，致被害人死亡。经南京脑科医院鉴定，刘德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3个月后，他被送到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进行强制医疗。

　　他是东方人民医院收治的第一例强制医疗人员，今年是他在东方人民医院的第5年。在这里，他每年的治疗费用达13万余元。5年来，他的治疗费、生活费都由徐州市财政承担，而像他这样接受强制医疗的人，东方人民医院还有48人。

　　2013年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已监督执行228人接受强制医疗，与之相配套的省级强制医疗定点机构也由5个增至18个。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士称，对犯罪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既保障了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的基本权利，又防止带来安全隐患。

　　强制医疗遭遇“费用难、监督难、执行难”

　　因经费问题，孙强(化名)被从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转移到安镇医院精神康复科。孙强患有被害妄想症，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强制医疗。孙强具有精神病史，12岁时就曾发病，与被害人有过纠纷。案发时，孙某某认为被害人要伤害他，于是趁被害人不备，用铁耙致被害人死亡。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是江苏省内指定的强制医疗执行点，条件较为成熟。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判决后，因费用问题，孙强被转移到安镇医院接受治疗。

　　但在治疗期间，孙强仍然存在暴力行为，曾袭击护工，存在危害社会的隐患。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与相关部门协商，将孙强转院到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因经费问题而耽误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不止一例。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处长张凯介绍，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因为治疗费用高，部分病人家属难以承担，且法律规定未落实到具体细则，病人的治疗费用究竟该由谁承担一直没有定论，往往是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解决一例强制医疗精神病人治疗费用问题，往往要刑事执行检察处工作人员耗费半年时间沟通协商。”张光说。

　　目前，解决强制医疗者的费用问题一般有4种途径：社保报销、财政兜底、民政资助与财政兜底相结合、家属承担。

　　除了费用问题，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也是一大难点。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师夏说，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他们很难监督医院治疗方案是否合适、用药是否准确，“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检查手续是否齐全，核对法律鉴定这一类可操作的事。”

　　实际上，强制医疗的执行并非易事，因费用问题难以解决，有的病人手续难以补全。病人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医院只能以临时性约束保护措施来限制强制医疗者，难以维护强制医疗者的正常权益。

　　强制医疗由谁负责执行

　　由于强制医疗存在执行主体不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民政、卫计等多个部门，实践中存在诸多衔接问题。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由谁负责执行”这一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强制医疗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但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无相对应的内容，仅规定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前，公安机关对申请强制医疗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法院作出判决后，公安机关仅负责将被强制医疗人送交相关医院。

　　“对于交付执行的期限、强制医疗机构确定与变更等问题，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造成检察监督对象不明、监督乏力。”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监督局副局长张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张枫说，各地在实践中方法各不相同，有的检察院每隔半月开展1次监督，有的全程只开展1次监督;有的逐项检查公安机关和相关医疗机构履职情况，有的仅简单查看被强制医疗人是否被殴打、虐待等情况。如果在检察监督过程中发现不规范问题，有的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有的向医疗机构提出建议，做法也都不一样。

　　张枫认为，由于医疗机构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现当地办案而涉案精神障碍患者被送往异地予以强制医疗的情形，由于缺乏相关配合规定，导致办案地与执行地的刑事执行监督部门、刑事执行监督部门与强制医疗机构等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交流和配合，很难获取强制医疗执行医疗情况信息，难以达到全面监督、及时监督的预期效果。

　　“现实情况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着手难、制约多。”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世国说，受警力、财力、机制缺失等因素制约，强制医疗在执行中还存在热情不高、意识不强、重视不够、遇事推诿现象突出等问题，甚至在遇到问题时束手无策。比如，有的地方对强制医疗人员一送了之，事后若出现转诊、外出就诊等情形均不知如何处理。

　　一位检察官说，检察机关相关部门一般通过发放纠文的方式对违法单位进行监督，但由于该方式缺乏约束力，容易使监督落空。

　　“应当落实更多细则，使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张凯介绍，目前相关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各部门在执行强制医疗时，会对随之而来的巨额费用相互推诿，这不利于强制医疗的顺利进行。而责任界定不清晰，又会导致医院、法院都不愿承担责任，不愿主动对已达到解除强制医疗条件的强制医疗者提出解除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