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19年5月21日下午，山东聊城假药事件专家论证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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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2019年5月21日下午，山东聊城假药事件专家论证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据悉会议坚持“法治、正义、公益性、学术性”的原则，主持人秉持中立的立场，专家发言没有预设的倾向性，完全按照法律及证据说话。

　　会议仅仅依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研讨，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对材料的真实性、全面性负全部责任，论证会的主办者、发言者均不对由于案件资料的真实性、全面性之瑕疵或错误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

　　出席论证会的专家有：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付小平主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理事王文华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湛中乐教授;

　　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十大杰出法学家”之一的夏家骏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皮艺军教授;

　　《中国医药科学》杂志副总编辑、京医会秘书长马海伟主任;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原型陆勇的辩护律师张宇鹏主任;

　　以及来自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中国法学会、中国行为法学会、司法部法律与生活杂志社、中国商报法制中心、国家卫健委中国健康发展网、消费时报、北京青年报的负责人或媒体人。

　　当事人王玉青女士介绍：我爸爸是2018年4月14号入住的聊城市肿瘤医院，因小细胞肺癌入住，在住院期间，陈某给我爸爸用的依托泊甙是治疗小细胞肺癌的，第六次化疗的时候，我爸爸膀胱癌复发，之后，我跟陈某说，膀胱癌复发，不用管他，我们去301治疗，至于小细胞肺癌第六个疗程的化疗，你给我爸爸用上。但他一直停掉了小细胞肺癌的第六个疗程的化疗药，一再说卡博替尼是中国医学界的法式魔王，这个药能控制我爸爸的全身肿瘤，一再向我们推荐使用这个药。我爸爸小细胞肺癌用的是依托泊甙，上了五个疗程，效果很好，我们对他信任，认为这个大夫对我们负责任，相信他，使用了卡博替尼，后期我才知道是药不对症的一款药。我找中国医学科学院孙教授，他说这个药不对症，不治膀胱癌，不治小细胞肺癌，我又挂了胡教授的号，他也说药不对症。

　　我还挂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教授的号，他也说这款药不对症。山东省肿瘤医院段教授，是肿瘤科主任，他还说药不对症。

　　我爸爸服用这款药以后，五十几天去世了，医院对我在网上有大量的攻击、诽谤，说我要医院四百万，我今天面对专家负责任地说：我王玉青绝对没向医院要过一分钱，从来没提过一分钱。

　　我委屈，我是正常捍卫权利，怎么就成了农夫与蛇的故事中的蛇了?

　　我没向医院要一分钱，医院如果有证据，就拿出来，我王玉青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爸爸去世之后，我到了医院，找到医院的院长，院长说处理，但一直拖着这个事情不处理，我就打了12345市长热线，聊城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做了鉴定，得出结论是假药。

　　食药局经过调查，从2018年1月到10月，共有6人的住院病程记录中存在“卡博替尼”字样。2019年4月，某新闻记者去了斯里兰卡调查，根本没有卡博替尼，是三无产品，是假药，又到了印度进行调查，印度政府也说没发给他们仿制药的手续，也属于假药。

　　“这个案子和陆勇案有些相似之处，但是不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于是否有医生参与其中，因为陆勇那个案子之所以定罪有两个原因，一是本身他是癌症患者，社会舆论关注，二是真正决定陆勇不构成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销售行为。”

　　《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原型陆勇的辩护律师张宇鹏这样分析：从媒体和公安调查的情况来看，看不到在医生和代购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链条。

　　但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生产的，没有上市，是不应该存在于医生处方当中的，他把这个药品作为处方开具给患者，违反了《职业医师法》。

　　医生开具的这个药，跟你父亲的死亡原因以及病情加重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这个需要经过专门的医疗鉴定来确定，当事人应当去做医疗事故鉴定。

　　付小平教授也表示：唯一的办法是去做医疗事故鉴定，在还没有做医疗事故鉴定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就作出死亡与这个药物没有直接关系的结论是草率的、没有根据的。

　　著名法学家王文华教授认为，定性的前提是医学上的认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药。要确定药品与死亡的关系，要做药物成分的鉴定，如果这个不做，陈某的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是没有办法最终定性的。

　　假设说这个药成分为真，只是没有国家的批文，它是形式上的假药，根据2014年的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第二款：销售少量的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的行为，以及病患者实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制售药品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

　　但是如果这个药的成分为假，那就是实质性上的假药，如果他明知是假药，还推荐你去购买，即使不是销售假药罪，可能还会构成其他的一些过失，应该追究责任。

　　“当事人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她只是要事实的真相，不能等同于医闹，更不能网上诽谤。她只是要知情权，毕竟是你推荐使用的，要有一个说法，医生是不是按照职业规定、职业操守去做了，医生也的确应当尽到谨慎的义务、告知的义务”，著名法学家湛中乐教授这样阐述。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专家表示应该做医疗事故鉴定，应当按照假药立案，当事人要保留证据，要相信法律，要依法作出结论。

　　“我相信这次处理他，也是按照《医师管理法》来处理的。《药品管理法》是管什么呢?主要是管审批过的药。审批过的药和审批过的有生产资格的厂生产出来的真药和假药，审批过的药也有合格和不合格的药，不合格的药视为假药，给药途径不对也是假药。如果没有资质模仿这个药，自己搞一个小作坊就开始弄，这个药就算他的成分是真的，也是绝对的假药。这属于公安机关要立案侦破的一种药。如果真的要查到底的话，就会查到一个大案。如果医生没有利益关系，那这个医生是个水平很差的医生，他建议用这个药，是他的认知水平不够，事故就与这个医生就没有关系，但是和这个医院有关系，这个医院没有这个药，国家没有的药，如果在这个医院用，开在医嘱里，这个医院的管理就出问题了，这个医院就要负责任。”

　　法学泰斗夏家骏教授指出：一切要依法办事。合法的赔偿是可以明确提出来的，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皮艺军教授认为陈医生是有过错的，这个药从程序上他是假药，但是从实体上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的鉴定，“必须从法、理、情的高度、天理和法律之间的对抗来认识这个事情，同时要消除社会上对王女士的误解和诽谤。”

　　京医会秘书长马海伟主张一切应当依照规范、依照法律来做，“我非常理解家属当事方的心情，患者都是弱势群体，把命交给了医生，交给了医院，而医院方面应当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范、治疗规范，应当按照这些规范来做，否则应当追究医院的违法责任。就算那个药是有真的成分，是有真的成分的假药，但是这样的假药写入了医嘱，而且有护士参与，这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相当于医院也在卖假药，他是有责任的。”

　　“这个药是假药，写到了医嘱里面，肯定是违法的行为，违反了《职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我相信这个医生一定是菩萨心肠，一切都是为了患者。但是你做了一件违法的事，就像我喝酒送人，我没有挣钱，就是为了送他，他是一个老人，但是交警说：对不起，你喝酒了，我要处罚你。不能因为你的初心，改变你的结果。”

　　媒体代表发言指出：这个事件的重点是药不对症，不管是真药假药，真药开错了也不行，而且医院还存在签名作假、修改病例的问题。“媒体报道应当更加负责任，而不是拿什么农夫与蛇的故事去误导读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