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品价格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品关税降至零，原16%增值税可选择按3%简易纳税征收。调降抗癌药品的关税与增值税，表明本届政府重视民生问题、切实提高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决心。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彰显了党和国家“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

　　社会各界对于此项降税措施反映十分强烈。部分患者和媒体甚至解读，“‘零关税’和增值税减按3%征收，相当于药价能降低近20%”。那么，降税政策在抗癌药品终端零售价格上到底能体现出多大的降幅?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尝试进行分析探讨。

　　一、抗癌药价格降幅预测

　　笔者经测算后认为，大部分抗癌药品实际价格下调幅度主要集中在2%-6%之间，并没有公众期望的那么高。原因如下：

　　一是降关税涉及品种范围小。在原有关税税则中，进口抗癌药品中的单克隆抗体和其他生物制品原关税即是0%，并未产生影响;同时，小分子化学药品原关税为2%，降为零后对价格仅有小幅度影响。

　　二是增值税计税依据发生变化。假设A药品出厂价800元，经销商以1000元/盒的价格销售给医疗机构。在这个环节降税前16%的“一般纳税”是以企业购进和销出价格的增值部分200元为计税依据，应纳税32元/盒;3%的“简易纳税”则以单笔销售金额1000元/盒为计税依据，应纳税30元/盒，所以降税前后差额仅为2元。因此，由于两种纳税方式计税依据不同，应缴纳增值税率不能简单认为“降低了13%”。

　　三是对于国产药品，不存在关税的影响，有些生物制品2014年底前就已采用了3%的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也可能会有企业经测算后仍然选择按照16%的增值税缴税。这些情况下税改政策对终端价格都不会有影响。

　　二、影响降幅的关键因素

　　一般来说，税改政策对企业税费负担影响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首先，与流通加价率呈正相关，即“加价率越高，降税政策效果越显著”。仍以前述A药品为例，在出厂价(800元/盒)不变的情况下，若经销商提高加价率，以1200元/盒售出。降税前应纳税64元/盒，降税后应纳税36元/盒，差额为28元，远大于前述举例中的2元。

　　其次，与流通交易环节呈负相关，即“流通环节越多，降税政策影响越小”。当前述A药品出厂价与终端价格不变，但是由经销商经过流通企业再销往医疗机构。假设经销商以900元/盒的价格卖给流通企业，流通企业以1000元/盒的价格卖给医疗机构，降税前应纳税32元/盒，降税后由于出现了两次交易，应纳税57元/盒，反而出现了增长。此外,3%“简易纳税”无法对企业运营过程中相关成本(如仓储和管理成本)进行抵扣也会削弱降税政策的最终效果。

　　当前我国药品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利润率在14%-18%左右,即使按本次降税对终端价格的平均影响为4%左右计算，如果企业不调价，将明显提高企业利润率。令人欣慰的是，从前期媒体报道的医保局与企业沟通的情况来看，企业体现出了充分的社会责任感，纷纷表示要将“降税之利”全部惠及百姓。目前已经有辉瑞、西安杨森、诺华等企业主动申请调价。还有部分企业表态，愿意在国家降税的基础上，再下调让出一部分利润给患者。笔者认为，国家主管部门还应与企业充分沟通，在核实药品流通各环节的真实加价和开票纳税情况的基础上，指导企业精准测算药品价格降幅，合理降价，既保证将降税额度全部让利于民，又不干扰市场正常运行机制。

　　三、几点建议

　　此次降税政策是我国政府提高抗癌药品可支付性“组合拳”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政府应建立价格调控引导机制，全面提升治疗严重疾病的高值药品可支付性。

　　一方面，从需求侧着手，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发挥医保“战略性集团购买”能力，促进高值药品以合理支付标准尽快纳入医保。如近期国家医保局正在开展的抗癌药品医保专项谈判工作。

　　另一方面，从供给侧出发，促进优质仿制药在专利到期后快速上市，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药品价格下降,这是降低抗癌药品价格的根本之策。如201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希望通过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等措施促进仿制药研发、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此外，获悉国家医保局正在部署医保目录内抗癌药物集中采购工作，发挥“以量换价”引导药品价格调整的作用。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持续不断推进政府多部门的综合施治，抗癌药品的可支付性一定会日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