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催生了《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李援表示，几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集中暴露出了几大问题：监管体制有漏洞、预警机制失灵、报告制度形同虚设、检验手段失效、免检制度存在弊端、处置不及时等。

　　“与现行涉及食品安全卫生的11部法律相比，《食品安全法》的处罚是最严格的。”李援告诉记者，新法案的威慑力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对监管部门惩罚更严。该法对部门职责有了明确规定，例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未履行职责的，本行政区域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其次，赔偿提高到10倍。过去，相关法律规定，食品出现问题时罚款是货值的3倍，但《食品安全法》则将之提高到10倍。李援表示，增加的这个惩罚性赔偿是该法的一大亮点。“就是说，在你所有的损失获得赔偿以后，针对违法主体恶意或故意造成的行为，你还可以要求加款10倍的赔偿。”

　　再次，坚持先赔受害者的原则。如果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主体既要被处罚又要被判刑时，应该先赔偿受害者。针对部分专家认为处罚力度还是不大的问题，李援说，这是综合衡量民事和刑事之后做出的决定，如果再往上罚的话，就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了。

　　此外，李援指出，《食品安全法》在食品其他方面的管理上也有很多亮点。例如，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努力改变多个部门管不好一张餐桌的现状；明确了企业是第一责任主体；将名人代言问题产品要负连带责任、食品添加剂的规范使用等问题写入法规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

　　我一直强调，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

　　对生产环节有所了解的人会发现，现在大家吃的水果蔬菜没有农药残留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在于统筹分散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事关食品的污染源头问题，这点如果得不到解决，则食品安全问题很难获得大的改观。我们有两亿多的农户，都在用分散的方式生产鸡鸭鱼肉、蔬菜水果。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如果得不到改变，就不能遏制食品的污染源头。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能弥补我国法律上的空缺，对食品安全也能起到很好的监管作用，但如果指望仅靠一部法律就能管好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是不现实的。一句话，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源头上来抓，要想让“餐桌”安全，抓好“农田”才是关键。▲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

　　恶意造假就该重罚严惩

　　我认为要让老百姓真正吃得放心，对恶意制假、贩假者就得重罚、严惩。没有重罚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威慑力。《食品安全法》已经出台，在威慑力方面虽有增强，但我认为惩罚力度依旧不够。纵观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不少都与恶意向食物中添加非法物质有关。针对这种恶意行为，我建议，卫生部或相关部门应重新设立一部法律，对食品制假贩假者直接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以对其产生强大的威慑力，让他在行动时衡量，到底恶意造假值不值当！

　　其实，不管是否危及生命，任何一次食品安全事故对受害者的伤害都是不可挽回的。因而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对不法之徒产生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们一直在说企业要有良心，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法律作为约束，让逐利的企业自己主动“产生”良心是非常困难的，光靠企业所谓的道德感、责任心肯定不行。重罚的目的并不是要“两败俱伤”———无辜的老百姓在事故中受害后，再让企业倾家荡产，更为重要的是让想造假者不敢付诸行动。重罚应该是“预防针”、“警示灯”，以此提高造假者的造假成本和风险，逼着他们在严肃的法律面前自律。

　　另外，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投诉成本太高了！如果你吃完某种食物后身体不舒服，想要证明这是由该食物造成的，首先得留有样品，其次还得先花大笔的钱去做检测。这极大地提高了老百姓举报或投诉的难度。老百姓的监督对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而，这一环在中国来说还太弱。▲